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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者 智者 尊者
      2016年10月11日 09:05:34
      来源:酒泉日报
      作者:李瑞
      • 1978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父亲带着刚上高中的我去酒泉师范家属院,探访校党委书记陈世勇先生。
            走进陈家小院,迎门是一畦菜园。菜园和房门之间摆着一个偌大的鱼盆,盆中,两朵洁白的莲花悄然绽放,我不由俯身向花……父亲把我拉进客厅,正在挥毫舞墨的陈书记,收起手中的大斗笔,连忙让座。陈伯伯的夫人余老师从里屋出来给我们沏茶。父亲对我说:“叫伯伯,阿姨。”余老师拉着我的手,问我年龄多大,上几年级,喜欢文科还是理科?她的亲切和蔼,让怯生生的我渐渐放松。
            陈伯伯问了我的情况,便直奔主题,分析高中阶段的学习特点,要我尽力把握学习规律,刻苦、科学地学习。陈伯伯说:“小瑞,上了高中,学习必须更有自主性,更加自信,更注重方法。不但要‘学会’,弄懂弄通学校开的那些课程,更要‘会学’,掌握自学的钥匙,打开知识宫殿的大门。”
            陈伯伯边讲边把我领进书房。只见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数学、科普、教育等各类书籍满满当当,真是“书盈四壁”。先前,我哪能想到有人家里会有这么多藏书。父亲告诉我,文革中陈伯伯的许多书被抄走,要不,这屋子怕是放不下呢。
            陈伯伯说:“书要读进去,要把学问思想带出来,升华为智慧和才干。”他还跟我讲了他读书的经验和方法。离开时,陈伯伯送我一本报告文学集《科学家的脚步》,勉励我向科学家华罗庚、茅以升、林巧稚、居里夫人那样,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知识高峰,将来报效祖国,造福人类。
            父亲一直非常敬重陈伯伯,他带我去拜访陈伯伯,自有对爱女的一番深意和殷切期望。从陈伯伯家出来,父亲边走边对我说,陈伯伯家是平房小院,和左邻右舍老师们的住宅一样格局,一样面积。这批住房修建之前,行署分管文教的白专员曾把陈伯伯叫去明确指示,说是给师范拨了一笔基建款,考虑要先给校领导修两套排场大一点的房子,因为陈伯伯是酒泉这小地方的大知识分子。陈伯伯并没有按白专员的意思办,他力主修建了同样规格的十几院平房,解决了更多教师的住房问题。
            父亲回头指着那几排教师家属院说:“小瑞,你陈伯伯住的那块地方,本是书生供奉孔子的文昌阁,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夷平。原址上又建起教师住房,你说巧不巧?”
            从那以后,我多次去陈伯伯家。经他不倦地劝学,我爱上了读书,渐渐学会选择读好书。通过长期的阅读实践,我感到读书确实能充实精神世界、丰富情感、强化立身行事的本领、纠正认知误区。总之,陈伯伯的教导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父亲比陈伯伯小十岁,曾是酒泉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二十二岁就担任酒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酒泉报》总编。父亲于1965年至1972年在酒泉师范任书记。他熟知师范校情,尊崇陈伯伯的教育理念,对陈伯伯在师范的工作坚决支持。
            1978年,父亲任酒泉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分管学校教育。当时,地处偏远的酒泉地区,经过文革重创,师资力量非常薄弱。酒泉师范教师的缺乏,不但影响了本校的教学,而且间接地制约着酒泉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此,陈伯伯瞄准行业内外有学术专长的“右派”以及还未脱离反革命身份的知识分子,一面敦促有关部门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进度,一面积极运作把这些人安排进学校,请上师范的讲台。
            改革开放之初,摆脱“四人帮”迫害的一批人出来工作后,思想、立场、工作方法却沿袭“左”的那套;还有些人本身就是文革的受益者,骨子里是抵制改革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阻力,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事背景。对此,陈伯伯嫉恶如仇,作风强势,工作节奏很快,致使一些人不适应,不配合,个别人还抵制发难。陈伯伯并不顾及这些,偏偏提出“瞻前不顾后”,宣称“立乎大者,小者不可夺也!”因此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甚至写匿名信,状告他是“复辟狂”,是“反攻倒算”的“还乡团”。
            对待这种情形,父亲坚定地说:“老陈绝不是喜欢回头看的人,一往无前才是他的风格。”基于对陈伯伯事业心、责任心、学识、胆略、改革精神等的深入了解和充分信任,父亲在师范调入、调出教师,落实办学经费,举办培养中学教师的专业班,向地委行署机关推荐优秀毕业生等方面,给了陈伯伯大力支持。陈伯伯继续大胆改革,尽心竭力为地方培育人才,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支持。
            去年11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陈伯伯的儿子陈新民主编的《我们的老校长》一书。父亲看了后很激动,立即要我拨通陈新民的电话,想和陈伯伯聊一聊。听到陈伯伯已经不能接听电话时,父亲顿时神情黯然。今年3月,惊悉陈伯伯去世,父亲非常难过,攥住《我们的老校长》,就好像拉着陈伯伯的手……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以微弱的视力,颤颤巍巍捧读的样子,我心中五味杂陈。说话已经很吃力的父亲,忆起和陈伯伯共事的日子,竟对我和母亲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我一边听着父亲的表述,一边端详那一幅幅泛黄的旧照片,不禁思绪万千。
            父亲说,他和陈伯伯共同感受过文革的残酷,感受过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离,感受过非常时期肝胆相照的真情,感受过改革开放春风化雨的温暖,感受过新时期建功立业的乐趣。因此,他们的友谊弥足珍贵,令人神往。回顾两位长者的交往,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八年前,在陈伯伯家看到的莲花。莲之逸韵,不正是两位老人君子之交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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