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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民:阳关渐近故乡远2
      2018年06月22日 18:59:10
      来源:马少军文墨苑微信
      作者:陈新民
      • 黯然伤魂惟别离离愁渐远渐无穷

        古代交通信息条件下,迁徙远方意味着生离死别,苦难的开始。且不说到徙所(移入地)后的种种困苦,烂衫如幡,步履蹒跚,遍野哀声,毙尸相伴的迁移过程,以及期间经历的种种暴政,足以给移民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古代凡朝廷组织的移民活动,包括军屯、犯屯,民屯,都少不了强制性手段,比如,明代官府经常把移民捆起来由军队押送。行进时,谁个要想方便就得央求军人解手松绑,“解手”一词正是由此而来。臂膀被捆的时间太长,作捆绑状几乎成了习惯,即使解脱后,还背过手去表示顺从。经过几百年时光的冲刷,原因与结果大相径庭。“解手”本是屈辱的标识,现在作为如厕的含蓄、雅致的代称,成了汉语中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下意识背手本是深度迫害产生的自我强迫行为,却成了千万人的习惯性举止,甚至还演化成传达身份地位的肢体语言。从“解手”背手的演化,足见移民活动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当年酒泉老农对我说的,背手行走是汉人移民后代的体征,或许正源于这个传说。

        古老舞台的流动角色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酿成的。”无独有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农的一番比说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意是那些喜欢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人,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这种说法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说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融合却不假。因此,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这话是有道理的。
          回忆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农村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檐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支牦牛尾巴,身体时快时慢地旋转着, 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异,有点像电影里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在张掖工作时,当地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映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狁、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现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塞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祸从天降 流动的强人

        河西走廊自古是冒险家出入之地。那些移动过往的强人,给走廊带来的兵燹匪患,使“富庶甲于内郡”的河西累受重创。远的不说,上个世纪初,一些“不速之客”的闯入,就使河西人民多次经历悲剧。
          民国之初国势衰微,有些境外非法移民来趁火打劫。1920年,出生在俄国的蒙古人丹毕坚赞(俗称黑喇嘛),率领信众来到肃北县马鬃山地区的黑戈壁实行割据。这个黑喇嘛很有些来历。他曾坐过沙皇的监狱,在北京嘉呼克图衙门混过事,还在西藏研习过密宗教义,自称获得神奇法力,所以追随者甚多。1912年,黑喇嘛带兵攻克了原属大清的科布多城,将城中的非蒙古居民斩尽杀绝,被库伦当局授予“公”的头衔,称为“呼图克图”。后来,他又站在白军一边,与苏联红军和外蒙古革命党人为敌,被双方悬赏通缉,不得已逃到中国境内。
          黑喇嘛在黑戈壁聚啸五六百帐千余人马,为自己编设了一个旗,拥兵自横,构筑要塞,修建牢狱,奴役“臣民”,俨然国中之国。他拦道设卡强征关税,不时指使喽罗出击周边,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1922年,蒙古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库伦派出400峰骆驼运金银,100峰骆驼运枪支,欲送往拉萨,途径马鬃山时被黑喇嘛截走,外蒙方面先后派人追杀黑喇嘛,使许多马鬃山牧民惨遭无辜屠杀。
          沉寂的黑戈壁在黑喇嘛残暴统治下,成了人间地狱。黑喇嘛阴鸷残忍的声名远扬,乃至多少年后,方圆千里的额济纳、肃北、金塔、哈密等地,人们吓唬孩子,不说“狼来啦”,而是说“黑喇嘛来了”。其实,早在1923年,黑喇嘛就被潜进要塞的蒙古国内务部部长南兹德巴特尔亲手砍掉脑袋(黑喇嘛头颅现存彼得堡博物馆,容器编号3394),杀手还当众解剖吞食了黑喇嘛的心脏,使黑喇嘛“信众” 的迷信迅即破灭,山寨从此瓦解。

        1921年夏天,从苏联逃出来的沙俄白军残部469人,经新疆蹿到敦煌莫高窟。他们在艺术宝库中宿营起灶半年之久,把窟中佛像当靶子,枪击、石砸、刀砍,挖眼、卸臂、刮削脸上的镀金,烧毁了数十个洞窟,熏毁坏了38个洞窟的壁画和雕塑。这些闯入者留在窟壁上那些内容下流的涂写刻画,至今仍历历在目……它使人想起那些“温文尔雅”的,从这里满载而归的闯入者: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大谷光瑞、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兰登.华尔纳。
          1929年初,19岁的“尕司令”马仲英,起兵河州,屠青海湟源城后,率他的“西北联防盟军”万余人马,翻越祁连山从扁都口杀进河西走廊。短短的一月之内,连屠永昌、民勤两城,杀了6800余人。使永昌成了闻名甘宁青新的寡妇城。1931年,马仲英又以“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从新疆退回酒泉,把石佛寺湾子北凉时期的塑像、壁画,及马王庙、北斗宫、泉湖古庙等多处文物毁坏殆尽。
          兵燹、匪祸,曾使河西罪孽蔓延。外国探险家在敦煌莫高窟的劫掠和破坏,给中国人留下了永久伤痛。

        行行复行行 莫愁前路无知己

        穿越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历了多少人间惨剧。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游牧先辈的洒脱性情,最初移民的坚韧意志,隋唐时代的开放包容精神,都在河西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形成深厚的积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的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激活,造就了河西人的群体性格:敢于挑战困境、隐忍达观,包容性强、不排外,有团队精神,有法度观念。
          古代丝绸之路堪称畏途。能突破天堑、穿越绝域来到河西的,无论是军屯官兵、流放刑徒、还是自发来民屯营田的农户,他们当是敢于挑战困境改变命运的强者。
          比起有基业、有人脉的原住民,他们在徙所(迁入地)又是弱势群体。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移民们举目茫茫两手空空,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太多,要经受的白眼冷脸也不会少。这种情况下,隐忍达观是必须的心理素质。
          对移民来说,大自然不是慷慨施主,而是征服对象;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大家必须彼此接纳相互包容,共同面对陌生环境和恶劣条件,依靠团队力量抵抗种种阻力,这是河西人团队精神的又一生长点。
          聚则存,聚则兴,是形成移民社会人文“生态”的基本前提。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文“生态”,所以今天到河西工作的外地人,感到融入当地的“门槛”很低,低门槛是因为姿态高;河西人的不排外、善包容的高姿态,是以开放的胸襟为支撑的。
          军屯也好,犯屯也好,民屯也好,强强相遇也好,强弱错杂也好,有共守的规矩才能各得其所有序发展。严刑峻法贯穿于河西的早期开发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水法水规之细、之严、之硬,其它地方实在难以类比。河西是“非灌不殖”“地尽水耕”的自流灌溉区,抓住水规水法,就是抓住了农业开发的命脉。比如,唐代的《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开闸放水、轮灌程序,违反水规的惩戒办法等。有两千年发展历史的水规,不但是维护生产秩序的有形法则,也是培育尊法意识和团队精神的无形载体,这一历史进程,同时把尊法基因植于河西人的集体无意识。
          尊法守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尊重人、讲义气、重然诺。“话出开弓箭,人情一匹马”,“人不抬举人,活得不够人”是大多数河西人的信条。我在河西农村生活工作多年,还没见过家族之间世代为仇的现象;相反,看到更多的是不拘小节、珍惜友情,彼此相处宽松坦荡。这正是他们优秀品格的反映。
          给将行河西的朋友,我的赠言经常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见证民风 “背受”、宽容,及酒风

          移民屯田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生存方式,已给河西人的群体性格打下深深的印记。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我插队的村子,曾是草原和湿地,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较量、融合之地,村民都是先后移民的后代。我们进村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调进行,队里有头有脸的爷们汉子差不多都经受过游街、殴打、戴高帽子挂黑牌的“洗礼”。这在城市是极大的羞辱,许多人因此以死抗争。而乡亲们对此并不大在意,经常是头天上台挨斗遭打的人,第二天就嘻嘻哈哈和大家比说批斗会上的各种表演。我愕然,乡亲们却说,这才是男子汉的“背受”。什么是“背受”?是睥睨暴行的勇气,是担当厄运的隐忍,是苦中作乐的达观。羞辱和悲愤原来可以这样化解!农家汉子的举重若轻令我眼界大开。从那时起,我再也不为自己的处境凄凄惶惶;同时也真正理解他们说的:“人是打节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活的”“太阳从各家门前过呢”。好个“背受”意蕴深长啊。相信得益于“背受”教育的插队知青,绝不是我一人。农村生活赠予的精神财富,少啥也不能少了这些。

        记得1971年春天的一次社员会上,我看到有社员把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一张张撕下发散给周围的人,还说这纸大小长短卷旱烟渣正好。大家接过语录纸,慢条斯理地卷起“大炮筒”,不时地挥拳跟着喊几声口号。这种版本的语录,是军管当局专门发给贫下中农和基干民兵的,是把人划类分等的标识。有它,就是阶级兄弟;没有它,不是敌人也是贱民。撕红宝书在其它地方可是弥天大罪!如果说撕书卷烟是出于无知者无畏,那么没有人因此“上纲上线”,也没人告密邀功,就不简单了。在政治高压态势下,在道德大面积沦丧,社会上相互检举揭发、诬陷,诱供,甚至亲友身边卧底等卑劣行径盛行之时,忠诚和宽容却在一个小村里潜行……
          河西走廊还有个雅称——“河西酒廊”。想知道什么是李白说的“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应该去“酒廊”进行一次体验之旅。河西人待客厚道热情,酒场上个个粗声大气轰轰烈烈,很少交颈附耳窃窃私语,亮开嗓子,其实就是畅开胸怀。在一些热闹的酒场,人们喝酒拼量、拼实力的饮法,叫人能联想起汉代军人“以力为雄”的豪情,唐代边民浓烈放姿的激情,以及现代都市人疏狂不拘的恣情……
          从文革中的两件小事,我见识了逆境之下河西农民的坚强、隐忍、忠诚和包容;在今天的无数欢宴中,我体察了河西人的热烈、豪放和敦厚。几十年的冷暖悲喜,使我有缘以长焦距观察周围人群,从不同侧面感受河西人的性格魅力。
          要说感悟人生,这正是。

        军垦战歌 最后的军屯人

          1963年,毛泽东提出“屯垦戍边,寓兵益民”的战略,中央在酒泉组建了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11师。这个师的官兵以复转军人、城镇支边青年为主体,加上从当地收编的自发移民(即所谓盲流)、从原劳改农场接受的老职工(包括刑满就业人员),以及从上海遣送来的被管教人员,等等。26000多人从天南地北迅速集结到河西西部参加军垦建设。11师组建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官兵们就在荒漠上新垦农田86万亩。大部分垦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多种经营也很快发展起来。
          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 (纪录片《军垦战歌》插曲)唱红全国后,内地大城市的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或自愿,或被动员,陆续来到农建11师(后整编为兰州军区建设兵团一师)。那个时代,能当兵是大多数青少年的理想。至于被打入另册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以及形形色色的“黑五类”子弟,从军几乎是不可企及的梦想,11师的组建,给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机缘。我参加过欢迎军垦新战士的仪式,他们的激情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拿安家”,使人难以忘怀。
          军屯演变为现代军垦,当然不是简单地古曲翻唱,军垦战士和古代军事移民也不尽相同,只是屯田开发的根本任务没有改变。军垦新战士最初的兴奋回落后,发现大家其实都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除了能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五五式黄军装,平常工作生活与想像的“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完全不搭界。而且,除了来自部队的现役干部,老职工里的盲流、遣送者、就业人员等,使青年们很难认同,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许多青年投身军旅的梦想因此破灭了,或许,这也是农11师文革中成为动乱“重灾区”的内在因素。
          来自大都市的少男少女如过江之鲫,在边地古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北京话、上海话、天津话、西安话、青岛话不绝于田间地头。赶马车、牵骆驼、放羊牧马的踏歌者,叫河西人见识了什么是字正腔圆的京剧,什么是幽婉清丽的越剧,什么是诙谐幽默的天津快板,什么是秦人吼的正宗秦腔……
          这些突如其来的新鲜事,在农村引发了久久的躁动,孩子们惊喜,人世间原来还有这种活法,从知青身上,他们触摸到了都市的“体温”。于是,到城市去成了许多孩子矢志不渝的追求,为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移民活动——农民进城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1970年,为准备打仗,已整编为兰州军区农建一师的原11师,正式挂地方部队番号。大批军事教官来到各团、营,武器弹药配备到每个团的由出身好的青年组成的武装连。更多的人被抽去承担国防工程建设任务。这是11师历史上与军事活动关系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到1974,农建部队被撤销,11师被编遣成农垦分局,各团营也成了农场和作业站。
          河西军屯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留在戈壁荒原上的几千万亩良田,向后人无言地展示着当代屯垦戍边的成就。为之流过血,撒下汗,奉献了一生最好年华的军垦战士,绝大多数两手空空返回原籍。相比来时,回家的途径艰难多了。
          有回城的“老兵团”如是说,心中的《军垦战歌》,已变成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新民,散文家,就职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有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诗歌发表于《美文》《中国作家》《中华辞赋》等刊物。曾获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赞化杯”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三等奖、中国记协党报副刊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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