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吃个饺子，没有现在这么“单纯”。现在也就是一顿饭，果腹而已，最多图个好吃。记得原来不太一样——猝不及防，一口咬在坚硬之物上，当时牙就酸到了心里，还泛着泛着往眼睛里涌；但一看那令自己如此遭罪的物件儿，却还噙着泪水露一口参差白牙笑得开心。裹在面皮里与或荤或素的馅料一起被端上桌的不是别的，是1角、2角、5角（也有1分、2分、5分）不等的钢镚儿。

在特定的节日里，吃到这样包着钢镚儿的饺子，意味着有好运，这样的好运气会伴随下一年始终。不过，不是每一只饺子里都有。孩子们可能对 “好运”的概念并不怎么清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笑容的灿烂程度，吃到一只与众不同的饺子就够开心了——压岁钱有可能会被以各种理由要回去，自己吃到的钱应该不会被大人要回去吧，这样还能买个糖吃呢！

那个时候，开心能抵得过很多，我们不嫌不知被多少人的手抓过的硬币脏，不嫌那包在饺子里的硬币面值小。而等到年轮越来越稠密，开心却像刚端上桌的饺子冒着的热气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变得稀薄。小园香径，繁花凋零，如之奈何？

很多事情，都没有经得住“后来”，也都无法不令人幻想“如果”。

听家中长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是成长的必修课。母亲说：“我们那时候吃一顿饺子就是了不得的事，就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看一眼满不在乎的我，她的语气也就焦急了起来，调门调高，说：“你别不信，你以为像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呢！那时候的人啊，都是那么苦过来的，不信问你爸。”然而还等不住我问，她就又想起了那时候爸爸定然并没有她苦，所以断定我就是去问了也是白问的。

她那么说，是有她的理由的——她辛辛苦苦做一顿饺子，而我并不放在眼里，只吃两三个就搁筷了。劳动成果被轻视的窝火和难受，我也是很久之后才懂的。

母亲天生不吃荤，所以饺子几年如一日都是菠菜鸡蛋豆腐。我也不喜欢荤食，但对绿菜又很不感冒，就偏爱洋芋，“有洋芋、万事足”。后来，父母出差把我寄存在一个阿姨家里。他们知道我家不吃肉，便单做了一锅素饺子喂我。突然，我就喜欢上吃饺子了——因为是洋芋馅的。父母一回来，我就死赖活求地让母亲也做给我吃，开始她也很别扭，不过终究是被缠得不行。

从那之后，家中做饺子，必得备下两种馅——菠菜鸡蛋豆腐馅和洋芋馅。洋芋馅的，基本上只有我在吃，边吃还边听她唠叨：“真不知道你咋就喜欢吃个这，洋芋饺子做起来太费事！洋芋剥皮放屉蒸熟了，还得趁热掰碎再捣成泥。味道也不好拌，重了太咸，淡了盖不住洋芋的那股子甜味。”

听起来，好像真是不容易。不像现在，有现成的速冻饺子不说，还有绞肉机之类的工具，饺子成了简便易得的食物。可是，简便易得也有简便易得的不好处，本是辛劳之后有那么点仪式感的餐饭变得随意了。上大学之后，就很少吃饺子了，除了冬至。因为，这一天前后学校食堂、学校周围的饭馆都会打出“冬至特供——水饺”之类的招牌，如果有同学一道就例行公事地吃上一吃，若没有也便罢了。

冬至吃饺子，由来已久，怕的是天太冷把耳朵给冻掉。据说医圣张仲景发明此物挽救过很多百姓的耳朵。饺子也叫“娇耳”，且偃月形状也与人耳相似。如此说来，现在的日子确实幸福很多，毕竟把耳朵都给冻掉这样的事，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听到过啊。且不论冬至本身是不是变得温柔了，各种御寒神器确实大行其道。既能保得住耳朵，也就有了敢冬至不吃饺子的勇气和底气。不过，那时我还真是没见过哪家有做洋芋饺子的，一个外地的同学听说了之后还颇为惊讶。

好吧，我只能承认我就是个“甘肃洋芋蛋儿”。